从“庙堂”与“江湖”到“国家”与“社会”，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巨变，可浓缩为一大批新词的涌现。有些词是西方舶来，由知识分子引进，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，扎根在了中国社会。有些词自古就有，却在文化碰撞中改变了意思，逐渐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。
近年来，随着概念史研究与书写的兴起，透过这些词语的演变来回溯中国人在近代所经历的巨变，成了一门受到不少学者和读者关注的学问。《何以近代：概念史视野下的千年变局》一书作者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恭忠认为，概念史就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考古学，以概念作为一个窗口，切入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深层线索和脉络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明转型与文化变革。
在历史的激变中，新词涌入
辛亥革命期间，“共和”与“民主”这两个词曾风行一时，思想文化界的精英纷纷撰文讨论，越来越多人投身实践。2011年，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，我国举办了盛大的庆典，学界也组织了很多会议，深挖历史遗产。李恭忠身处这一进程中，当时他在革命史、社会史领域已经做了不少研究，关注公众记忆，重点研究了孙中山形象的形成与传播，出版了《中山陵：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》《发现底层：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》等书。
对辛亥革命的纪念，促使李恭忠思考怎样把思想史、词汇史、社会史等做一些整合，他写了一篇文章考察“共和”概念当年是怎样传播的。“共和”本来不是中国的概念，字形上有这个词，但意义很不一样。这种转变是怎么产生的？清末人们怎样理解这个词？不同的理解跟他们现实当中的行动有什么关系？李恭忠带着这样的疑问，在随后的15年里，研究了一批概念。基于这些工作，他尝试去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和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进过程。
《何以近代》通过“天下”与“世界”、“庙堂”与“国家”、“江湖”与“社会”、“历史”与“未来”四个主题，还原相关概念的出现与传播，追溯这些概念产生的影响，回应中国步入近代所经历的重大文化命题。
比如“江湖”与“社会”，对中国人的影响就非常大。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关于“什么是江湖”“怎么认识社会”等问题，依然十分热烈地进行着讨论。
1949年，梁漱溟出版了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书中引述了重庆实业家卢作孚的一段话。卢称传统中国人“不知有社会”“没有社会”，重心都在家庭上。这是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人的代表性论述。
古代中国文人喜欢用“江湖”这个词，跟现代“社会”概念有些类似，大体上指相对于“庙堂”这种政治权力的中心而言，边缘、自由、民间、灰色的状态。武侠小说里就讲究江湖，出门办事有朋友照应。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“差序格局”，描述以血缘、人情的亲疏远近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。江湖则是浩大的、混沌的，代表着“非熟人”的社会，不时与庙堂产生对抗的言论和行动。李恭忠在书中分析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，“国家-社会”逐渐取代传统的“庙堂-江湖”，将宗族/家族压缩为核心家庭，从而改造了普通人的交往和认同方式。
再看“社会”概念的引入，这个词原本在中文古籍里有，指的是民间集会、与拜神祭祀相关的民俗活动等。但Society在1875年被日本人翻译成“社会”，之后传入中国，其原意逐渐被覆盖了。严复曾把Society翻译成“群”，但最终还是“社会”一词站稳了脚跟，含义也渐渐从指社团组织，发展成了公共的概念。1904年，梁启超主持的《新民丛报》在名词解释专栏中，采译日本学界和教育界著作中的内容，称社会为“众人协同生活之有机的、有意识的人格之混一体也”。
“‘社会’的概念清末刚传入中国时，很多人不太愿意用，包括一些知识分子。守旧官员们则会联想到拜会、赌博等劳民伤财、比较低俗的事。但是跟英文Society对应起来之后，‘社会’成了一个‘大词’，把中国人往变得更好的方向指引。当时一盘散沙、积贫积弱的中国人，通过这个概念，看到了更团结、变得更强的美好前景。”李恭忠说，经过思想交锋，在清王朝临近终结时，基本共识形成了，各界认可“社会”是好的，并开始思考怎么走才能通向更好的社会。
“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50年里，中国走过了非常复杂的道路。不仅是革命和现代化这些政治、经济的层面，人们头脑中的认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。构成我们的认知结构、形成精神体验变化过程的重要媒介，就是这些概念。”
小人物案件背后的大概念
概念虽然是抽象的，概念史研究的考据工作必不可少，但概念的影响是个流动的过程，有很多的故事。李恭忠认为概念就活在故事之中，《何以近代》讨论的第一个概念“国体”就来自一桩涉及清代中外通商的故事，主角是一个小人物。
1759年6月29日（清乾隆二十四年），英国东印度公司通事洪任辉（James Flint）“告御状”，痛陈粤海关腐败、广州贸易有种种弊端。乾隆帝震怒，下令严查。结果，洪任辉因“希冀违例，别通海口”遭遇灭顶之灾，被认为有想让中国另开通商口岸的目的，押到澳门关了三年，期满驱逐出境。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则被处分，广州一口对西洋各国通商体制得到强化。“内地民人”与“外夷”之间的商业、文化和生活交往遭到更加严格的限制。
乾隆帝在处理这个案子时，提到“国体所系，秉公为之！”“事涉外夷，关系国体”等，展现出对“国体”这一概念的极大重视。“国体”跟英方“国家尊严”的观念有所差异，一宗小商人的案子，竟使贸易、民间交往跟“国体”挂钩，其在皇帝的心中非同小可。“背后涉及贸易与体制的关系，刚好能够照见清中期皇帝怎样认识国体、皇帝的观念怎样体现在处理一宗具体事件上。”李恭忠说。
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，既有当时清大量出口茶叶、生丝、丝织品、瓷器等的贸易结构优势，也有平定回部之后，乾隆帝内心作为强国主君的底气，有更大的信心坚持“怀柔远夷”。
除强化广州、澳门的“夷商”日常管理，清廷也严查了相关人员。帮洪任辉代写呈文的福建人林怀，被发现曾经“偷渡南洋”。在广东与洪任辉有过合作的四川商人刘亚匾，交代曾教洪任辉汉语、代他草拟呈文初稿。帮洪联络过生意的徽商汪圣仪、汪兰秀父子，涉嫌指使其告状，影响广东方面的利益。最终刘亚匾被处决，汪圣仪被发配边疆充军，汪兰秀被革去功名发回原籍。林怀已回爪哇，幸免于难。
李恭忠认为，清中期的“国体”体现在既需遵循传统，又要处理不同类别行动者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复合关系。以皇帝为中心，包括官员阶层、地方利益群体、各业民人，直到“夷人”，都在这套系统下面。在洪任辉案中，乾隆所谓“国体”强调华夷、民夷之别，对“外夷”，是名义上凌驾其上、实际上以外贸商业手段“柔远”对待，而对境内民人，则施行高压，执法严酷。这种做法更多是在维护王权而非国家尊严，因而坚持不了多久。
在李恭忠看来，近年火热的微观史，与概念史看似一个具体一个抽象，其实两者结合，对理解历史更有利。“每种角度都有优劣势。微观史的视角比较小，相对比较接地气，但也可能会存在陷阱。写小人物的故事，要观照、折射出大的格局，而其留存的历史资料少，不容易写。概念史书写关键不在单纯地讲思想观念，而要跟社会生活、政治变迁和常人的体验联系在一起。”李恭忠说，“概念史乃至思想史，是由大观小、大小结合的，跟微观史可以相互补充。微观史容易让我们共情，概念史可以帮助我们入理，也就是进入学理去解答深层次的困惑，情与理互补。”
《何以近代：概念史视野下的千年变局》
李恭忠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2026年6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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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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