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在自己心里留了一块地方，把安妮·迪拉德放进去，就像在带着印度教孔雀羽环饰的小龛中，放入一座神像那样。迪拉德是一位作家，出版作品，也在大学教书，她那些大多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写成的文章，有一种奇妙的“抗归纳性”——无法归纳要点、大意；就像一座小神像，你再长久地端详它，也无法简单说它“表达”了什么。
她的文章有启示的特点。启示，就是说它并不教你什么道理，而是以一种“显现”的方式，出现在你眼前。举一个例子。迪拉德有一本书叫《教一块石头说话》，出版于1982年，书中一篇题为“像鼬鼠一样活”的文章，说有个人在捕猎时射落了一只鹰。他在检看鹰尸时，发现它颈部有一块白白的硬东西。那是一只鼬鼠的颌骨。用手拔都很难拔下来。然后呢？
然后，作者说：当时的场景，一定是鹰俯冲到地面，一把把鼬鼠抓了起来。鹰志在必得，但鼬鼠却仍然来得及回头，在最后一刻，把牙齿狠狠咬进了鹰的脖子里。鹰飞向高空，鼬鼠紧紧地咬入鹰的皮肉……不知道它在那里挂了多久，起初是鹰的利喙，然后是风，啄烂并挑散了鼬鼠的肉和骨头，终于，只剩下一个颌骨的残骸还挂在那里。
精确地感受，精确地使用语言
“用某种熟练而又灵活的方式，追踪你的那个重要的愿望，”迪拉德写到，“找到其中最柔软活跃的地方，死死咬住不松口……我也认为，要抓住最重要的事，别放手，无论它将你带向何方，都顺其自然，这是正道。”
若认为这段讲述有点“鸡汤”味，那就去看一下迪拉德的原作。《教一块石头说话》，不久将有中文版，而迪拉德已经在这个9月安然去世，享年81岁。她的文章里充满了对动物的观察。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在《草叶集》里说，人应当去看动物，它们“不会为自己的处境而汗流浃背、哀叹不休”“不会在黑暗中辗转反侧、为自己的罪孽哭泣，也不会因为对上帝的职责而倒胃口地议论不休”，迪拉德从各种动物的身上——特别是从鼬鼠身上，寻找如何过好人类生活的典范。
这便是她写与一只鼬鼠猛然相遇时的场景：
“那只鼬鼠正从4英尺开外一丛巨大的、毛茸茸的野玫瑰灌木丛下钻出来，被吓得一动不动。我也被吓得一动不动，扭曲着向后，靠到树干上。我们的目光交锁，而有人却把钥匙扔掉了。”
目光“交锁（locked）”，“而有人把钥匙扔掉了”（and someone threw away the key）——先是用动词lock来写四目相对，之后引出了一把本来不存在的key，如此精妙。再看下面的一段：
“我们的目光仿佛一对恋人，或是死敌（deadly enemies），在杂草丛生的小径（overgrown path）上意外相遇，而此时双方正各自想着别的事：那是对腹部的一记直击（clearing blow）。那也是对脑的一记亮击（bright blow），或脑海（brains）中突如其来的激烈震颤（sudden beating），带着所有摩擦气球时产生的电荷与亲密的摩擦声。”
她细致，但绝不琐屑。我希望括号里的原文能多少披露出她细致的灵性，在她的运用下，并不生僻的词语组成了绝对新鲜的句子，让我们看到，应该用语词的小刷子去细细地清扫沟沟坎坎之中的感觉。她说，脑海中的震颤，是带着摩擦的震颤，而这摩擦的感觉，又可以细化到如同摩擦气球（而不是摩擦木头、摩擦鞋底、摩擦双手……）的感觉。对精确感受的追求，要求一个人以同等的精确感受语言，否则写出来就会显得琐屑，显得缺乏控制。
我们有很多现成的描述，可以用在迪拉德这样的人的身上，比如“有童心”“童心未泯”，比如“敏锐”“高敏”，还有“她对大自然有无限的好奇”，等等。但一旦正面接触她的文字，这些现有的讲法，都可以直接扫进废纸篓里去。今天，说起一个以写大自然为主题的作家，我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，此人的书一定很有“知识含量”，一定会充满了关于草木鸟兽的种种事实和真相，然而迪拉德却不然。她说过，她对“真相”不感兴趣，她感兴趣的是“接触”，是相遇，正如她对鼬鼠的行为习性的兴趣，远远不如她本人与一只鼬鼠的相遇的兴趣。
鼬鼠的颌骨挂在了鹰脖子上，这就够了。我们完全能得出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式的感想，觉得这很励志，但只要足够诚实，我们就会承认老鹰不是青山，鼬鼠也不是郑板桥的竹子。迪拉德的画面没那么诗意。而在《听客溪的朝圣》里，她又早早地说出了“残酷”：
“残酷是个谜，是痛苦的荒原。但假如我们为了了解这些事情而刻画出一个世界，这世界犹如一场漫长而野蛮的游戏，那么我们又会一头撞上另一个谜：涌入的力量和光，头顶上唱着歌的金丝雀……”
于是你应该相信，迪拉德的文章无法被简括、被提炼要点。1975年，她因成名作《听客溪的朝圣》而获得普利策奖，当时29岁，创下最年轻女性获普利策奖者的纪录；你若去检索此书的内容梗概，就会丧失与这本书相遇的机会，就好比你看3分钟的“鼬鼠揭秘”视频，而对一只真正的鼬鼠视而不见。
无限多样的细节，无限多样的形式
《听客溪的朝圣》作为破土之作，有一点也未能免俗，那就是：树立一个对立面。年轻人要确立自己的声音，大多得如此。迪拉德的对立面是梭罗，她崇敬梭罗，但她显然认为《瓦尔登湖》对自然界的态度过于艺术化了，太“浪漫”了些。在梭罗的年代，“上帝造物说”仍是人们思维和感受的底色，因此梭罗用大量的文笔来讲述自然界奇迹般的美好，进而从日常经验里找到“超验”之维。
而到了迪拉德写作时，进化论已被广泛接受，人们对自然界中生命运转的机理的认识大大深入。每一个认真观察自然的人，都会承认自然界是残酷的，生死存亡的现象，都很难诉诸道德去理解。迪拉德很早就去教堂，读的中学和大学都有着扎根于19世纪的漫长历史。她在一本自传中说，自己先是离开了教会，然后在16岁时想到离开学校。教育本身是自由的，并没有把她束缚在种种教条上，但她对终极问题产生的热情，吸引她离开充满解释的书本。
更准确地说，她看到和感受到的世界——她与世界的相遇，抵制对此进行各种解释的行为。
她在弗吉尼亚山谷里，坐在一段圆木上，每天观看周围的风吹草动。《瓦尔登湖》会召唤读者，去领会自然界中的种种动态所昭示的崇高，去体会瓦尔登湖的深邃、沉静，领会其象征力量（象征天国的圣洁、宁静之类）。这很好，无愧于作家的天职。但迪拉德这样来书写她对圣洁感的体悟：
“在我上游，河床凸起一片片水平的砂岩，这完全是巧合。面向上游时我看见溪面上的光向我冲来，无可避免的，奔放的，由一级级的梯形高台上冲下来，犹如水源汩汩，永不止息的圣水台上，一块块均衡的平台。‘嘿，你要是口渴，到水边来；你要是饿了，到这儿坐下来吃东西。’此乃当下，终于。我随时想摸就可以摸小狗的头。这就是现在，这闪烁的，不完整的光，这是未来之风灌入我喉头的空气，将我灌满赞美，让我飘浮而晕眩。”
赞美并不是当即发出的，而是“将我灌满”的。“此乃当下，终于”——这六个字最有力地给出了她的“相遇”立场。目力所及的一切，通往的是对于“此乃当下”的顿悟。得为她庆幸，那时没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，不然她能否抵御随时拍照上传、“记录当下”的诱惑？
《听客溪的朝圣》很像一场写作实验，它打破了我们对一本书“已完成”的既定认知，让我们处在进程之中。在同一本书中，迪拉德也会在靠后的章节里，不断地反思之前章节里所写的文字。她会说，无限多样的细节，无限多样的形式，“对此的观念会令人愉悦”，复杂多样之中蕴含的慷慨、蓬勃和美的边缘，会让读者“相信一些半真半假的东西”。她说，自然界中的丰富盛大，“其实是浩劫、戏仿和过剩”，万物存在的状态，是在生存、繁衍，然后死亡的压力之下。
自然界中有大量母亲吞噬儿女的事实——从昆虫、两栖动物到哺乳动物都有。这事实使一些人对造物主感到沮丧，迪拉德尤其如此，可是她坚持的观看，使我们不在某一种固化下来的感受中停留。在《教一块石头说话》里，她写一场日蚀：
“太阳正在消退，世界不对劲了。草不对劲了；它们是珀金的……从未在世上见过此种颜色。色调带着金属光泽；质感却是哑光……”
“消退”的原文是“going”，“不对劲”的原文是“wrong”。她写“the world was wrong”“The grasses were wrong”，仿佛在说，日蚀现象造成的后果是“错的”，是应该纠正的。但是当然，无需纠正也无法纠正。站在日蚀之下的人，就是站在一种巨大、奇异但无法讲出的真理—景象之中。在我们轻松地表示词穷的地方，她继续辨析事物的色彩，辨析其色调和质感的组合。然后，在我们好不容易挤出一句“简直美得不像话，美得像一幅画”的地方，她如此不疾不徐地写与日蚀的“相遇”：
“天空是海军蓝的。我的双手是银的。远处所有山坡上的草，都是被风铺展开来的细丝金属。我正在观看一部拍摄于中世纪的彩色电影的褪了色的拷贝；我出于某种错误的因素而置身其中……我怀念我自己的世纪，怀念我认识的人，和那真实的日光。”
Suffering无所不在，suffering就是存在本身
迪拉德写的书不多。这对嫉妒她的才华的人而言，算是一个安慰。在1995年50岁时出版了一部诗集后，她在余生30年里只出了三本书。一般人要到50岁才进入创作的盛年，但迪拉德却越写越少，三本书中，一本是小说，另两本是散文集《现世》和《神圣的坚实》。在《神圣的坚实》的开篇，她就向读者发出了警告：“这本书里不会发生什么事，只有语言中零星的些许暴力，就在永恒与时间交汇的角落。”
她是把自己交给了一些完全无法诉诸文字的内在进程——她日益趋近灵性，而非文字表达。于是，她的书就成了高处的呼召，呼召你彻底摆脱她的书，而去抵达纯粹的存在状态。但这同时又是对文字这一工具的最高赞颂：你会珍惜地想，幸而手中有这样的书。
把她的句段摘下来，合订成灵性培养的“日课书”是很不错的。像她观看事物一样地读她的文字，就会发现，那些文字是不说话、不表达，而“显现”给你的，犹如路边冒出的一株蘑菇，礁石后游来的一群鱼，一棵草的颜色的细微变化。你不会急着去分享心得，因为只要读进去了迪拉德的书，你就完全不需要征求同好，寻找加入一个“阅读共同体”的感觉，也不会急于就难解的文字寻求解释。因为文字本身就不需要“解”，而需要你同它们面对面。
如果说迪拉德对现世有“终极关怀”，那么这关怀一定是落到“痛苦”上。英文的“suffering”是个进程，很遗憾，中文的“痛苦”“苦难”“遭受”都无法完全传达其词义。在说到suffering的时候，一个人就会直接处于其中——这正是文字的力量所在。迪拉德曾说，她在学校时，读过上世纪美国最杰出的神学作家C.S.刘易斯的电台讲话，整整4卷，按说电台讲稿应该给人以灵性的启悟，但她觉得，刘易斯唯一讲得到位的，就是有关suffering的部分。
Suffering无所不在，suffering就是存在本身。基于此，造物主逃不了被质询的命运——用人类语言表达的强力的质询。造物主不仁慈，他手中缔造的“参差多态”，对于个体而言常常意味着与生俱来的痛苦和孤独。在《现世》中，迪拉德举了鸟头侏儒为例：
“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大脑都有着先天缺陷，只有十一对肋骨，无法伸直双腿，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他们的身体特别小，即使有幸活到老年，他们的身躯依然不超过一米……”
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，作为奇闻轶事吸引读者，但迪拉德就此展开了冥思。在以色列的加利利海边，她看到有个人，正在抡动铁锤砸树，“仿佛在用羸弱的身躯敲击着苍穹”。她说：“我也想像您那样将天空敲开……然后高声呼唤那怜悯世人的上帝，那慈悲为怀的上帝，问问他：鸟头侏儒是怎么回事？”
在《现世》里，她许多次地引用了17世纪东欧哈西德派犹太教的圣哲巴尔·申·托夫（Baal Shem Tov，这一称号的本义是“他的名字”）的格言。她自陈，自己的心灵越来越停留在哈西德派的邻近地带，这是一个讲求在欢快中获得灵性的教派，所以《现世》没有因为探讨suffering而沉闷压抑，而是延续了《听客溪的朝圣》《教一块石头说话》时的风格，灵性的隐喻随处可见，它们并非来自文字技巧，而是来自日日发生的启悟时刻。
而在她的文章构成的日课书中，位于中心的，肯定还是那篇关于鼬鼠的短文。“我想按我应该的方式活着，像鼬鼠按它应该的方式活着，”迪拉德写道，“我猜，对我来说，这条路与鼬鼠的道路如出一辙：无疼痛地面对时间与死亡；留意一切，却不记住任何；以一种强烈而明确的意志，选择当下所拥有的。”这里，“所拥有的”一词，原文是“the given”——“被给予的”。
安妮·迪拉德作品中译本
《溪畔一年》（又名《听客溪的朝圣》）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上海贝贝特2026年4月版
《万物归一》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上海贝贝特2022年5月版
《现世》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·湖岸2016年11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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